房地产公司老板挪用资金罪

根据中国刑法，房地产公司老板挪用资金属于侵占罪。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挪用他人财物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侵占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侵占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侵占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于房地产公司老板挪用资金的情况，具体的法律适用与量刑将取决于挪用数额的大小、是否有其他严重情节等因素。
挪用资金罪概念
挪用资金罪是指非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会个人使用且符合特殊情形的犯罪行为。这里的特殊情形，包括以下几项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归还；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是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资金数额巨大或数额较大不退还的。
挪用资金罪的既遂与未遂
挪用资金罪侵犯的客体是本单位对资金的占有权和使用权，所以当行为人将本单位的资金转移到本人或他人的控制之下时就对本单位的资金占有和使用权产生了侵害。本罪有三种表现形式，对于挪用资金进行非法活动，和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的，刑法未规定时限。所以，当行为人打算利用资金进行非法活动和营利活动的，只要把本单位的资金转移至自己的控制之下，即使还没有开始从事非法活动或营利活动，就构成本罪的既遂。而对于挪用资金，从事一般活动的，要求三个月未归还才构成本罪，在这种情形下，就需要行为人将本单位财物挪用达到三个月才成立犯罪。七、挪用资金罪共同犯罪 挪用资金罪的主体仅限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非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虽然不能单独成为挪用资金罪的主体，但却可以和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共同构成挪用资金罪。关于挪用资金罪的共同犯罪，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探讨：1.挪用本单位资金给他人使用的，使用人是否必然与挪用人共同构成挪用资金罪?如前所述，非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可以成为挪用资金罪的共犯，但前提是这些人员与挪用资金罪的特殊主体之间要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和行为。共同故意是指使用人与挪用人均明知是挪用人本单位的资金而有意挪用，通常情况下，使用人与挪用人之间存在共谋，如在挪用人已有犯意的情况下，使用人参与策划，或者在挪用人尚无犯意时，由使用人指使、唆使或者胁迫要挟等，促使挪用人产生犯罪故意。如果使用人与挪用人之间没有共同的故意，挪用人擅自挪用本单位的资金给使用人使用，使用人对此并不知情的，则因不具备共同的故意，不成立共同犯罪，挪用人构成挪用资金罪，而使用人不构成该罪的共犯。2.挪用资金给他人使用，但挪用人与使用人对所挪用资金的具体用途认识不同的，如何认定?现行刑法将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的三种不同的用途作为不同情形的挪用资金行为成立犯罪的必备要件，因而行为人对资金的具体用途的认识就关系到挪用资金罪的认定。在挪用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而他们对所挪用的资金的具体用途认识又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以挪用人的认识，还是以资金的实际用途作为认定共同犯罪的标准?笔者认为，应当从案件的具体情况出发，根据共同犯罪的原理予以不同的处理：其一，如果使用人故意隐瞒自己使用资金的真实用途，以其他个人用途为由，指使、唆使、参与策划挪用资金，而后却将资金用于非法活动或营利活动，挪用人一直处于被蒙蔽状态而不知晓实情的，对挪用人应以“挪用资金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要件来认定犯罪的成立;而对使用人则应以“挪用资金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资金进行非法活动”的要件来认定其是否构成犯罪。其二，如果使用人故意隐瞒自己使用资金的真实用途，以其他个人用途为由，指使、唆使、参与策划挪用资金，而后将资金用于非法活动或营利活动，挪用人事后知道却表示同意或默许的，则挪用人与使用人一样，均应以“挪用资金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资金进行非法活动”的要件来认定是否成立犯罪。其三，如果挪用人与使用人对于挪用后的资金的具体用途虽没有明确的认识，但有着共同的概括的认识，则对挪用人和使用人均应以挪用后资金的实际用途所对应的要件来认定是否成立犯罪。在认定挪用资金罪的共同犯罪时，还应注意的是，可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构成挪用资金罪的共犯的不仅限于使用人，使用人以外的其他人也可以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构成挪用资金罪的共犯。如教唆行为人挪用资金、为行为人挪用资金出谋划策的，等等。只要其与行为人共谋，参与策划并积极帮助行为人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的，即使其本人并未使用该笔资金，也应当以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3.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分的人与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分的人共同挪用本单位资金的，如何认定?如，陈某是某非国有企业的出纳，齐某为某国有单位委派到该企业的人员。陈某与齐某合谋，利用陈某主管资金的便利，挪用该企业的资金6万元用于炒股，所得收益二人平分。陈、齐二人无疑已构成犯罪，但应定何罪，则不无争议。有的主张二人都构成挪用资金罪;有的主张由于齐某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分，因此陈某应和齐某共同构成挪用公款罪;还有的主张依行为人各自的身份定罪即陈某构成挪用资金罪、而齐某则认定为挪用公款罪。笔者认为上述第二种主张的结论是正确的，但对其理由不能苟同。在该案中，共同犯罪人之间虽有不同的分工，但他们的行为已经结合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该行为整体同时触犯了挪用资金罪和挪用公款罪，对于各行为人而言，他们互为共犯，因此都构成想象竞合犯，依据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应当从一重罪处断，所以对陈、齐二人均应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八、挪用资金罪立案标准 挪用资金罪立案必须符合下述三个标准之一：一是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二是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三是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 至于何谓“数额较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2001年4月18日《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76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一万元至三万元以上，超过三个月未还的；2、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一万元至三万元以上，进行营利活动的；3、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本条规定的“归个人使用”：（1）将本单位资金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2）以个人名义将本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的；（3）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本单位资金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九、挪用资金罪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款的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十、挪用资金罪案例分析案情：犯罪嫌疑人马某，在担任本村村委会主任期间，于1997年1月未经村委会研究，利用职务之便擅自将本村村委会集体款5万元借给他人使用，于1998年10月归还。2003年2月18日，犯罪嫌疑人马某被立案侦查。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马某擅自将本村集体款5万元借给个人使用，直至1998年10月归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第二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马某之行为不应以犯罪论处。理由是，犯罪嫌疑人马某挪用行为发生在1997年1月，挪用资金数额较大的追诉时效是五年，犯罪嫌疑人马某之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应当撤销案件，不追究马某刑事责任。评析：笔者赞成第二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马某构成挪用资金罪，理由是挪用资金罪是继续犯(持续犯)，其追诉时效应从归还挪用资金即1998年10月起计算。实际上，挪用资金罪应属状态犯，其追诉时效应从犯罪成立之日起计算。状态犯是通常犯罪所表现的形态，即犯罪既遂以后，犯罪行为就结束了，与不法状态是否存在没有关系。例如盗窃一辆汽车，占有汽车的不法状态与盗窃行为没有关系。继续犯是犯罪行为与不法状态同步。常见的继续犯如非法拘禁，绑架，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毒品、假币等持有型的犯罪。挪用资金罪不符合继续犯的特征，应属状态犯。因为只要行为人将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其犯罪行为即已经完成。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挪用资金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说挪用资金罪是继续犯，则挪用资金不退还的，其行为永远不会过追诉时效。显然，这与立法原意是相违背的。因此，马某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不应以犯罪论处。十一、挪用资金罪案件辩护词推荐审判长、审判员：山西东奥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上诉人张××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二审辩护人。在查阅了相关案卷材料，会见了被告人之后，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定性错误，上诉人张××的行为不能构成挪用资金罪，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不属于挪用资金罪所规定的主体，依法不构成该罪。挪用资金罪要求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而上诉人张××不是山西××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不属于挪用资金罪所规定的主体，依法不能构成本罪。一审判决在认定张××不是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的前提下，认定其够罪，显属错误。二、一审判决以“被告人张××明知是单位资金而予以使用”为理由，认定其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的共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2页审理查明中已明确写到“……经王××介绍认识，被告人王×与被告人张××相识，被告人张××在其资金紧张的情况下，遂提出向被告人王×借款，被告人王××利用其担任山西××有限公司出纳，经手、管理本单位资金的职务之便，在二OO一年四月至二OO六年三月期间通过汇票背书转让、转帐支票支出的手段多次挪用本单位13664427.9元，供被告人张××进行营利活动……”，同时写到“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明知是单位资金而予以使用，其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的共犯”，即一审法院已认定上诉人张××是使用人而定其罪，而刑法明确规定挪用资金罪的主体是挪用人，使用人是不能构成挪用资金罪的主体的。因此一审法院以“被告人张××明知是单位资金而予以使用”为理由，认定使用人张××构成挪用资金罪的共犯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认定张××是挪用资金罪的共犯是错误的。1、《刑法》第272条仅是规定了挪用人挪用本单位资金构成犯罪，但并未规定资金使用人构成犯罪。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共犯定罪处罚”的规定，法律也仅是规定了公款使用人共谋、指使、参与、策划的四种行为模式，并未规定使用人明知是单位公款而使用就构成挪用公款罪这一行为模式;即使用人明知该公款来源，但没有共谋、指使、参与、策划挪用的行为，就不能仅仅因为使用公款就认定为共犯;更何况法律仅就挪用公款罪专门作了“共犯”的规定，而没有对挪用资金罪有任何“共犯”的相关规定、解释。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张××与原审被告人王×有共谋、指使、参与、策划的行为，张××也不能构成挪用资金罪。因为不能将挪用公款罪的规定类推适用于挪用资金罪。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四、上诉人张××不是本案使用人，本案实际使用人是张××所在的公司，依据《刑法》有关规定，单位对挪用资金罪并不负刑事责任，一审认定张××是使用人，其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1、从资金流向上可以看出，××药业的资金均通过银行打入闫卫东所在的公司，而不是张××个人。利息也是张××所在的公司支付，不是其个人支付。2、上诉人张××系太原市w药材店、太原市u食品有限公司、太原市k食品有限公司、太原市p保健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因公司资金紧张，银行批贷时间长、程序繁琐，而向原审被告人王×借款，所借款项13664427.9元均用于公司的经营运作中(太原市晋源区检察院讯问上诉人张××笔录及u公司p公司的股东证明可予以佐证)。3、《刑法》第272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构成挪用资金罪。从该法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到使用人必须是个人方可构成本罪，单位使用则不构成本罪。因此，上诉人张××借款系职务行为，其行为理应由公司来承担责任;即:上诉人张××不是本案使用人，本案实际使用人是张××所在的公司，依据《刑法》有关规定，单位对挪用资金罪并不负刑事责任，一审认定张××是使用人是错误的，认定张××构成犯罪更是错误的。五、公诉机关所举证据不能充分有效证明是上诉人张××重新打印虚假银行对帐单，其指控依法不能成立。据原审被告人王×供述，虚假的银行对帐单均是由其提供改的对帐单，再交由上诉人张××拿回去重新打印一份对帐单(太原市××区检察院第一次讯问笔录第3页第8行);并供述他因不会电脑打字及制表所以由张××更改，张××为此购买了打印机(第一次讯问笔录第4页第9行);而上诉人张××供述，其对原审被告人王×持有的虚假银行对帐单并不知情，也未参与修改;二人供词明显不一致，但经仔细推敲分析，原审被告人王×的供述明显不能成立，法院理应不予采信。1、原审被告人王×作为多年从事财会工作的人，电脑制表、打字是其基本功，而其却称不会，试问这几年该单位每月的财务报表由谁制作?很显然其辩解有悖日常经验法则。2、原审被告人王×供述上诉人张××为此购买了打印机，那打印机现在在哪儿?侦查机关已搜查了上诉人张××的家里及公司，却没有发现打印机(公诉机关一审提交扣押清单予以佐证)，打印机去哪儿了?至今也无相关证据佐证上诉人张××重新打印虚假银行对帐单。3、原审被告人王×具有管理、经手本单位资金的便利条件，并且第一手获取银行对帐单，对其单位帐面金额也最清楚，而上诉人张××却非财会专业人员，对山西××药业有限公司的帐目也不清楚，只有原审被告人王×才最有可能利用职务之便采取重新打印虚假银行对帐单这一隐蔽手段挪用单位资金。4、也是本案最关键一点，公诉机关仅凭从上诉人张××主动交给办案人员的帐本上批注有“打入对帐单”、“未打入对帐单”就认定上诉人张××重新打印银行对帐单太武断。上诉人张××供述，该批注是王×拿自己本人记事本让与自己核对借款付息数额时，王×让其批注的。虽然庄国瑾供述从未见过此帐本，但其在第一次讯问笔录中第5页第6行却又供述“问：940万元是如何得出?答：我以前保存的资料和张××保存的资料得出的940万元”，而上诉人张××与原审被告人王×之间的借款时间长、频率高、数额大，王×自己不可能没有任何文字记录;且王×记载的借款数额及利息、王×持有的虚假银行对帐单篡改的数额及上诉人张××记录的借款及利息应该相同，那么批注的“打入对帐单”、“未打入对帐单”到底是指哪一个对帐呢?该批注又怎能证明虚假银行对帐单是上诉人张××重新打印的?对此，公诉机关并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此，该证据不能充分有效证明是上诉人张××有制作虚假银行对帐单的行为。而仅依据原审被告人王×供述就认定是上诉人张××有制作虚假银行对帐单的行为，显然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46条只有被告人供述无其他证据不能定罪处罚的规定，因此上诉人张××客观上没有共同挪用的行为，公诉机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六、上诉人张××与原审被告人王×仅是民事上的借贷关系，经公司全体股东讨论决定，已依约向山西××药业有限公司支付了173万元利息。上诉人张××因公司资金紧张，影响经营运作，且银行审贷程序繁琐，时间较长，遂经交通银行某某介绍向原审被告人王×借款。正是因为该款解决了上诉人公司的燃眉之急，所以经全体股东同意，使用了山西××药业有限公司的资金并支付了173万元利息，由上诉人张××交付给原审被告人王×(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予以佐证)。虽然王×并未承认收取173万元利息，仅承认收取45000元感谢费，但上千万借款仅收取45000元蝇头小利显然不符合常理，法院理应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法律并未规定挪用资金罪有共犯，公诉机关指控上诉人张××共谋挪用资金明显证据不足，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链;而上诉人张××的公司实际使用了原审被告人王×挪用的资金，依据罪刑法定原则及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类推的解释，上诉人及公司并不构成挪用资金罪的共犯，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撤销原判，依法宣告上诉人张××无罪。